大功告成。笑的地图。这是一份系统地反对正经，煽动恶搞和嘲笑的计划书。50平米4天完成，在我的纪录里面是比较慢的。现在，恨不得改机票票回家。我对开幕毫无兴趣。
开幕式就在我的大画前面，于是灯光被打成了这样。看这个阵势，人也不是太多。遇见的人都说哦你就是那个画地图的太棒啦云云。和一位斯洛文尼亚来的哥们聊了几句。他说家乡的新政府这周刚刚上台，希望会有改变。我说是呀，一晃就是20年的混乱过去了。中国人对南斯拉夫这个词是有感情的。但关于这个国家，最后的记忆是电影<地下>。「地下」是九十年代最深情的影片。那是国破家亡之痛，撕心裂肺哭笑不得。相比之下，今天的政治介入艺术都轻俏简化。
蹭策展人的出租车去展出地点。我们展出的这个Roda sten Kunsthalle,这个地名Roda Sten在英语里就是red stone, 得名于屋外海边的巨石，在瑞典、丹麦、挪威人之间混乱交叉的数百年的征战中，石头被人鲜血一遍遍染红。
策展人最重要的是自信和强悍的意志。和愤怒。
策展包工头分发任务，结果只能造就策展白领和策展民工
看展览的感觉是：能打动我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艺术家的政治模仿秀太苍白。20年前的游击队女孩还算有力量，只是这些海报应该贴在街上。展厅里的海报这种想法无比傻逼。
海滩边的散布作品群非常微弱。然后被大巴拉下，打车到城区kunsthalle,关于嘉年华的展览。现场一个宣言念信。
现在这帮逼在打扮，哥德堡双年展的开幕表演即将以一场嘉年华游行结束。妈的这样叫激进政治吗？这不是娱乐至死吗？这不是垄断资本家最希望艺术家做的吗？狂欢节本来可以是颠覆的形式，但是这好像不够邪恶吧。
我厌恶非洲鼓点对欧洲音乐传统的入侵。我觉得这种侵入是伴随着鸡巴的尺寸而来的。当然，同时还靠了美元的加持。我族器不甚伟，当求其技之细腻绵长。聆听高山流水二泉呜咽听松听吟啸听空山甚至于听脉动听天籁的种族，听这样的鼓点总归少了回转和三省。
我对坏笑的爱应该只是叶公好龙。但是11年前在圣保罗的那场舞会呢？那个中年歌手对我说，巴西要拯救世界，因为我们快乐，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快乐。那时候我不是被什么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吗？
我在想的是，为什么巴西人的欢乐能够感染我，而这里此刻的这些瘙痒痒却只显得可笑呢？似乎是因为，我在圣保罗所见的那些，是如此深地根植于那座城市的气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里的这场表演只是一种必须和故意？
游行开始了，当我看到路边围观的中产阶级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而且是清一色的iphone的时候，我似乎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无法融入了。是表演和景观。这些人的狂欢或许有部分是真实的，当他们投入和忘怀热汗迸出时或许的确畅快入骨。但除此之外似乎另外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必须狂欢，因为别人都在狂欢，安排你狂欢你就好好狂欢，你你你必须成为快乐的人民。
这些话再往下说，差不多就是：狂欢吧，老大哥在看着你。
这种对声音的媚俗已经浸入身体的深处。我看这些扭动的躯干，听到鼓点就控制不住地打起摆子来。这不是人的身体呀。受到意志管理的才配叫人体。这些，只是重低音喇叭上洒着的一把沙子，一通电就跳动。是桌上的乒乓球，拍个桌子就乱蹦一气。
而动态的媚俗则更甚，如果说现代舞只有挣扎撕扯痉挛搓地等十来个关键词，那么这类迪厅锐舞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操。摇滚也早就死在娱乐里了
咱们是中国人呀，咱们的身体是力行践道守礼的进化过的身体，这块肉时常当＂反躬自问＂，任事时＂鞠躬尽瘁＂，怎么可能像低等动物那样条件反射地以骨盆为轴心乱抖呢？
所谓游行也只是在两条僻静不影响交通的小街上自慰了一番。队伍路过的时候，警察忙着抄违章停车的车牌，眼皮抬都没抬。实在太屌丝了。
我深觉和这伙人一块排队领啤酒喝还要说话，这待遇对自己实在是太差了，我深觉不可以这样折磨一个根红苗正的中国书法传人和水墨画家。于是我悄悄离群，一个人去吃下了7两重的牛排和小半斤烤土豆。
艺术史变成了策展史了吗？永远不会的，艺术史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依然还是艺术家为主的历史。核心是艺术生产，策展、写作、收藏因为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艺术生产而值得谈论，其实大多数是通过消费来影响生产的。但生产的主体力量依然是创作者。个别策展人有能力把创作性的工作和事务性的关系协调好，并且用操作体制来放大影响力，会有重要地位。但大多数都是策展民工而已。甚至越有思想的写作者，策展的时候越容易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犯下心理主义的毛病。
所谓策展人时代，这只不过是艺术界编出来哄人干活的鬼话。开幕式的风头也可以让你出，当艺术家卖作品的时候就该策展人失落了。
下楼退房，发现小小的宾馆的小小的大堂里，正在发布两个新的作品，都是用电视屏幕和耳机的录像。稀稀拉拉的聊天的都是参展艺术家和工作团队的人。
这样一个双年展在这个城市的不会也不需要被改写的纹理上轻轻划过，没有伤口，连红肿和痒痒都没有。从事者不会不能不必累着。一些大大小小或有趣或无趣的东西。一些冷冷的吃不饱的爬梯，浅浅的聊天。接待安排或有序或有点漏洞，没有人计较，因为没有人有期待。整个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没有奇异。作品到处是正确的表态宣言。到处是好人。然后，玩标题党：每个标题看上去都还挺邪恶的：总标题叫「玩：重拾激进想象」；主要的展览：＂玩的政治＂，稍有东西可看。散布在码头上的是＂艺术罪：边缘的合法性＂；城里的博物馆侧厅的艺术中心的叫＂反档案＂最后发展成嘉年华游行；另外还有一个在剧场里的叫＂重＂，我索性懒得去看。这样一个展览需要两年来筹备吗？会有两万人来看吗？
我来参加这个展览还真的因为是被标题触动。但一个展览如果没有多少东西可看，漂亮的标题只是策展人的自慰。其实指责一个大型的双年展制造奇观是最无聊的，老百姓来看展览，是要遇到一些自己不敢想想不到的时刻和景象。他们不是想来听艺术家对一些电视里谈的话题发表一些并不奇怪的表态的。连奇观都没有的时候，就只剩下扯蛋，难道更好吗！
另一方面，展览的规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先不管好吃与否，你得先让人够吃吃饱。而其实在标准紊乱的时刻，你说你四两拨千斤点穴了，我觉得没什么可看的。你对你那几个词得意洋洋甚至真诚地激动不已，我觉得你不可理喻。关键是，你得让人觉得值得跑一趟，不管是参加的艺术家还是观众都一样。我朋友都已经到斯德哥尔摩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他们开车三小时来回六小时来一趟。观众不是已经在展厅里的，你得用什么让人家进来，让人家无法离开让人家因为不得不离开而郁闷。
高档理论家的所谓被解放的观众纯属扯淡。厨师和饭馆老板绝不会说被解放的食客，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没有收入。超市的售货员也不会说被解放的顾客。相反，厨师们想的是如何在菜肴里放罂粟让食客上瘾，一再地来，不断地买单。艺术家和策展人也是，苦心孤诣地搞了一气，怯生生地拿出来，应该指望着搞定观众，让用的人爱用，于是买单。
可是，对我来说参加这样一个展览意义何在呢？我们对于引起关注借此引来更多的或者甚至更重大的展览机会，应该说已经不太期待了。如果你的方式很不一样，如果你的方式和流行标准较远，这注定是不可能的。何况这么肤浅的交流。你想用不一样来带来改变吗？你其实也不相信这会发生。积累简历吗？没必要。向藏家兜售吗？我的理想观众不在这里，藏家基础也不在这里。偶尔出现的一两个激赏者并不构成意义。我也并不指望找到理解，知音？太浪漫太奢侈的想法。可能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只是得到一种借口去旅行，保持自己的一种国际牵挂。所以我这些年基本上确保自己接受一两个邀请，去英美德每年各有一次。仅仅是要让自己不要太习惯于中国的方式。去接触一些想法很不同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展出＂越来越没有兴趣。跑大老远的来给给半懂不懂的人看，给陌生人看，胡为乎来哉？我对创造出物品依然充满激情。每当工作室里生机勃勃地在产出东西，我就心情大快，觉得每天没有虚度。但是折腾成展览总归不值，特别是当展览挤占了创作的时间的时候，更加恼火。有时候想，凭什么打动你们呀，凭什么要指望你们喜欢呀。其实我的真不在乎你们喜欢与否，你们想看，上门来，我高兴的话就向你透露一些。做展览好像我很爱给人看似的。还需要被评论，简直是自取其辱！
我这样想，是不是太骄傲了？
是这样的：如果作品是为了藏在书房里偶尔掏出来看看或者挂在家里的墙上，那么是不是展览过都不一定需要，更谈不上策展了。甚至于，云岗石窟是是一种＂永久常设展＂，某个＂首展开幕式＂或许有但也不那么重要。策展和节日状态有关，当作品不存在长期消费目标，在展览中展出就是其消费目标，策展才变得重要。装置是只为展览而生的方式。
这时候策展的目标就是把首展的时刻历史化，变成宣言。日常收藏和使用艺术品，反而成了对这个历史时刻的记忆。这种颠倒其实并不健康。反过来影响到艺术家在制造的时候，并不以日常消费为目标，而是以展览的那次消费为目标。这样这个行业存在的基础就出了问题。就好像饭菜不是用来每天吃饱吃好，而是用来参加烹饪比赛的。但厨师这个行业存在的真正基础是因为我们每天会饿会馋，并不是为了烹饪比赛而能维持这个行业。